最新气候变化研究：海洋冷“致死事件”的强度和频率都在增加

（二）非主要社会控制手段：孱弱的社会控制功能 与现代司法相比，中国传统司法的社会控制功能也表现出明显的缺陷：①司法的社会控制功能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近代以来财政权力一直由行政机关独揽，司法权不具有与行政权力相抗衡的经费支撑。中国面临的是要把部民转变为国民，卢梭的思想肯定不适用于完成由部民到国民的转变这一重要任务。

即就前清而论，所谓法部者，一面为行政机关，一面为司法机关。[2]在此之前，梁启超受卢梭主权在民说的影响，认为国家主权就是全体人民公意的体现，只能由人民来掌握。这是与梁启超宪政理念中爱国救亡的时代主题紧密相扣的，中国犹如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这其中，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司法权应当独立于行政权的重要性，至于独立之后司法权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则鲜有论及。[26]只要让国家所有的零部件都能有序运转起来，纵使赋予政府再多权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通过加强民众的法制观念，统一民众习俗，为司法改革造就有利的大环境，是梁启超司法改革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30] 梁启超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弊端，在实践中对引入中国的西方理念提出了诸多改良乃至改造措施——其前提在于司法制度的改革不能盲从外国，应根据国家当时主权旁落的政治局面进行量体裁衣，在改革方案中主要侧重于司法的专门化，但机构和人员的专门化不够彻底，带有明显的非独立性与工具价值趋向。整个产业链条通过相关法律标准的分解与塑造，通过相关法律议程与议题的设定，以一双看不见的手来控制和垄断高端利润。

南方国家通过原料与初级产品出口作为北方集团的殖民资源支撑，东方国家则作为意识形态敌手赋予GATT体系以团结性资源。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革新，最终取决于内政体制的自我革命。上海自由贸易区及国内其他自贸区方案近来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当代全球社会的特征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新型景观：分布式、去中心、弹性、适应、共同进化、冗余、不可控制、不可预测、复杂性、无始无终、碎片化、自我构建、自下而上，而不再是传统自上而下的命令、指导、控制、规训、压制与监督。

GATT体系维持的内嵌性自由主义，是战后初期西方民主政党体制的产物。美国霸权的持久活力，得益于其民主框架对精英与民众利益的吸纳和平衡，得益于其宪法革命对不同群体权利要求的阶段性实现，从而使其能够充分动员国内阶层一致对外参与世界竞争并捍卫本国利益。

它既是通信公司，又没有传送线路与电子设备。它在名义上是为消除导致1930年代大萧条的关税壁垒（如英国就从最初的无条件最惠国原则转变为大英帝国特惠制度），但其实质是寻求自由化国际目标与国内政策稳定的平衡，通过国际/国内二元经济空间的划分建立政策缓冲机制。总交易模式随后迅速推动发展中国家全面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一方面，中国已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者（challenger），转变为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

1970年代经济危机的加深，欧共体国家对美国贸易霸权的挑战，都推动美国希望通过贸易议题转移（转向服务业、知识产权与投资等议题），重新夺回全球经济战略主动权。  四、以革命应对革命：中国国家体制与战略抉择 1987年，中国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在新华社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发表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最初预期的以市场换技术并没有如愿实现，相反，以环境换绩效、以人权换发展却成为不争事实。信息化革命提供的便利条件使得跨国公司与跨国资本的全球流通不再有任何技术层面的障碍。

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其目的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重工业发展取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持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形成中国产业的内部升级动力。被排除在GATT体系之外的落后国家阵营，只能寻求进口替代、再工业化战略乃至封闭化政策开始独立的模式探索。

国际大循环战略随后迅速被官方认同，进而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观念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涉及城市与乡村，涉及土地、合同、金融、财税、劳动、环保等全方位领域法律大面积制定与修改的战略依据。贸易议题正被层出不穷的环境、劳工、知识产权这些人权标准所包围，在投资、金融、政府采购、标准与认证、竞争政策、物联网、互联网等领域，中国正真正进入所谓的改革深水区。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再继续沿用1990年代的国际大循环战略，也难以继续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战略。它所涉及的不只是简单的贸易规则演变、国际组织创新与法律跨国化发展，而是代表世界秩序的深刻革命。国家战略意图隐藏在跨国企业与跨国资本晦涩的技术性术语背后。新自由主义革命则预示战后政党代议制开始面临危机，由跨国企业所代表的资本集团开始成为超越政党力量的无冕之王。这最终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推动形成一种总交易模式的谈判结构，其交易结构是：经合组织国家开放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以此作为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知识产权和投资金融体系的交换。这其实也是从自由主义贸易到自由主义体制的华盛顿共识升级版的召唤。

[①]它是对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造成的经济脱嵌社会进而导致世界战争的反动，试图在国际贸易自由与国内经济管制之间建立平衡机制，通过福利国家的绥靖策略，一方面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严格控制过度的流动性。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根本动力不仅来自霸权国家，更来自跨国企业的逐利需求。

跨国企业正形成相互缠绕的共同进化关系，呈现为强制性的合作状态。GATT是有关货物贸易和国际关税的互惠模式（所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而要将愈益无形和虚拟的跨境贸易形态纳入全球体系，进而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TRIMs）、与贸易有关的服务总协定（GATs），就必须对GATT模式做出革命性改造。

这样一种从财产无形化到财产知识产权化再到知识产权标准化的演进逻辑，也来自1990年代以降第三次工业革命尤其是互联网革命的冲击。  ——原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2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 [①] 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36/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pp.379~415. [②] 从GATT的互惠模式到乌拉圭回合的总交易模式，详见[美]西尔维亚·奥斯特里：《世界贸易组织：压力下的体制》，丁开杰译，载[美]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尔曼主编：《不确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共同体、权力和权威》，丁开杰等译，119~14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这在随后的WTO谈判进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③] [美]西尔维亚·奥斯特里，《世界贸易组织：压力下的体制》，124页。[⑦]相应于此，法律的规制重心也不再是物权领域有形的产权界定，也不再是债权领域固定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而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金融投资、服务业规则、产品标准等一系列更为虚拟与抽象的领域。[⑤] 大厂商的官僚主义等级体系功能逐渐解体，例如营销、销售、研发、中间材料与初级材料生产的市场化，以及外包、转包、联营与合资形式的兴起。

上海自贸区未来所形成的政策套利空间，也有可能成为谙熟新自由主义修辞的达沃斯人（Davos man）的逐利工具。它预示着一系列历史条件与历史趋势的变化，既包括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崛起与分化，也包括福利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美国和欧洲地缘政治版图的再调整，更重要的是，它预示全球化力量正在突破原先基于层级分化的半全球化控制逻辑，建立在内/外、南/北、东/西这一系列等级区分之上的国际秩序不再能够有效控制全球尺度的流动性。

WTO作为由全球资本锻造的特洛伊木马，被带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内部疆界，随之带来民族国家内部在立法、行政与司法层面的全面改造，以实现全球化广度开发和深度挖掘（deep integration）的全方位提升。至少可以从思潮、技术与法律三个演变层面进行观察。

GATT就是这一内嵌性自由主义的制度产物。[②]同时，北方国家还要求南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调整，改善基础设施，全面改造公司法、知识产权、产品标准、健康安全标准、劳工标准、行政程序以及人力资源投资等。

  WTO全球体系的特殊历史意义，必须放置在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演变，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冷战终结、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脉络中理解。它通过复杂的法律规则构建贸易机制，法律规则的抽象性掩盖了贸易结构的不对等性。在这所有层面，GATT原先依赖的基础都开始动摇，一股漫溢出发达国家GATT俱乐部的全球化新力量，正在打破GATT体系人为强化的国家边界，不断冲击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的脆弱平衡。新经济的发展，并不是物质生产的消失，而是非物质环节吸纳物质性价值的过程。

这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进一步加速，并迅速引发中国各地为吸引国外资本，而竞逐压低劳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并在土地、税收、金融、环保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层面，尤其在全国的县域、市域和省域之间，形成为吸引新自由主义资本流动而竞低报价（race to bottom）的恶果，进而形成法治政策洼地的尴尬局面。它既拥有众多分公司与机构，又不进行垂直整合。

意识形态分野不再是划分不同贸易阵营的依据，意识形态冲突被经贸多边利益边缘化。最重要的是，意图打造一个既全球一体化，又能容纳核心与边缘差异的资本空间结构，并尽一切可能削减资本全球流通的时间成本、交易成本与法律成本。

[④]信息化导致的符号化过程，进一步解构了传统的物权概念，产权控制正不断与有形物相脱离。过去6年间，美国出口1美元货物的重量下降了50%，美国服务业出口已占其总出口的40%，比特正在取代原子成为贸易的真实单位。